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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中国的教育方式，从老祖宗开始，古代的私塾，里边的教书先生教书的方式就是千篇一律，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带上一个圆圈眼镜，带上一顶圆帽，一上课就是摇头晃脑的念诗词，一边念还一边摇头，一堂课下来学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据我所知，古代是没有数学、英语的，就现在的文化来讲，在古代有知识文化的也就是现在的小学水平。
但是国外却不一样，就拿现在的教育来说的吧，我国对于孩子的教育要求是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就要学习，不论孩子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反正一定要上学，课下还要布置许多的作业，忙到孩子们写作业到很晚，第二天浑浑噩噩的去上课，难道这样的教学就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国外主张释放孩子天性，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来培养孩子的未来，比如孩子喜欢打篮球，那就让孩子多打篮球，甚至给孩子在篮球上投资，这样一来，孩子将来在篮球方面有可能发展得很好。另外，尤其是小孩子，正是玩耍的时候，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该玩耍的时候，就要玩耍，等到青年的时候，正是学习的时候，就要学一些做人的知识，和一些生活技能，总之就是，要遵循孩子的意愿，不要强加给孩子东西，我想这样也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的教育可以重视自主意愿，而不是形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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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请假条”
今天上午我给大一的学生上刑法学的时候，考察了一下同学们阅读课外法律书的情况，结果很不理想，阅读教材之外的法学著作的同学很少，这让我很郁闷。我多次强调阅读法学名著的重要意义，多次谈到局限于法学教材会导致的问题，但现在的学生爱学习的似乎不多。不知道是我作为一名教师有问题，还是同学们有问题，反正中国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没有优良的法律教育，何来一个充满正义的法治国家?
上课之初，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一个同学替他人交给我一张请假条。这是一张普通的请假条，上面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老师：
学生×××因家里有事，故请假两天回家。希望老师批准。
这样的请假条，老师们司空见惯。因为我曾经强调请假条必须要辅导员签字，在这张请假条上还有辅导员的亲笔签名，似乎算比较规范的假条了。但我认为，这张假条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式假条”。该学生的请假行为隐含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和法治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因为今天考察同学们的课外读书情况，觉得很不满意，我就借这张请假条谈起了法治问题。我和同学们说：最近中国媒体在讨论“中国式过马路”，其实，何止过马路存在“中国式”，今天一位同学交给我的请假条就是一种“中国式假条”。一张短短的普通假条，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我向同学们解释说，至少有四个问题。
第一，假条里写“家里有事”，但是他不写明家里有什么事。难道家里不管有什么事都可以请假吗?这个同学不写明具体是什么事，是为了不让老师知道他为什么请假，从而使老师无法否定他的请假理由，变相地扩张自己请假的权利。这种写法类似于中国刑法里大量存在的模糊语言：“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数额较大”，“后果严重”。中国官方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灵活地打击犯罪。不仅中国刑法里有这样大量的模糊语言，中国的宪法，民法，行政法等等都有大量这样的问题，
第二，请假条中有这样的话：“希望老师批准”。但在请假条转交给老师的时候，这位同学已经提前走了。而“批准”一词的含义是：老师有权不同意。可见这位同学虽然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实际上并不尊重程序规则。请假前要报请老师批准，老师是可能不批准的，他就不能提前走。但他这么写，并不是真的要老师批准，而不过是把这句话当作一句套话，把老师的批准当成一个形式罢了。这样的思维不正是我们国家的诉讼法不过是一个形式，一个摆设，包括一些法官都不尊重程序法的基础吗?我们的宪法不过是一个摆设，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法律不过是一个手续，我们的法院开庭往往不过是把早已内定的判决结果合法化而已。所谓的“希望老师批准”，不过是该学生把自己擅自旷课行为合法化的一个托词而已。
第三，该同学的假条中有一句这样的表达：“请假两天”，但他没有表明到底是哪两天。他请假条的落款日期是4月24日，据我推测，请假的时间应该是4月25日和26日。因为4月24日他写了请假条，还让辅导员签了字，表明他还在学校，还没有回家。但这仅仅是我的推测，我刚才问了替他转交请假条的同学，他说该同学请假的时间是4月24日和25日，不包括26日。法律人在表达想法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用语的明确性。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规则的明确性则是法治的要求。我们中国法律的.一大特色就是完全无视这一点。我们的宪法语法极其模糊，也没有任何法律解释，所以它毫无生命力。我们的刑法用词极其模糊，完全达不到罪行法定的标准，没有两高的司法解释，我们的刑法几乎寸步难行。我国最高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文字比《民法通则》本身长很多，是法院判案的真正依据。有的法官在离婚案件的判决中不写明探视子女的具体时间，而写上“本案的被告有权利每月探视两次”等这样不明确的话，会为以后的纠纷埋下伏笔。法律用语的明确就是对权力或权利滥用的限制，不是无聊的咬文嚼字游戏，同学们难道不懂得这一点吗?
第四，该同学的请假条中体现了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对规则的服从。该同学在请假的时候，从未思考过请假的行为规范问题。同学们想一想：向老师请假是同学们的权利，还是同学们的义务?它应不应该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学校规章?我们国家和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规范学生请假的法律和校规吗?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思考似乎根本就没有进入同学们的头脑。而对权力的服从，不管这种权力来自何方，都只能是人治的意识，而不是法治的智慧。对权力的盲从，对规则的漠视，正是中国人的致命伤。
法治的根基在于民众的智慧和勇气。法治，说到底是人民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对权力的高度警惕，也是人民自觉成长为公民的一个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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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父亲节，网上在评选出名的好父亲。不知杜甫有没有被提名，我愿意为他投一票。
他的儿女情长，似乎与他的艰难苦恨一样出名。“老妻”和“稚子”常常入诗，闲适时，“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老病时，“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久别回家时，是“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到别人家做客，他的眼睛也看着孩子，“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也许，望着卫八处士的孩子，杜甫想到的是自家的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心中惦记“吾幼”，触目所及的每个儿童都亲切可人。
杜甫曾说自己“所愧为人父”，那年他从长安赴奉先探亲，一进门就得知最小的孩子饿死了。那个年代，被饿死的孩子也许不少，但身为父亲，是永远无法消弭的愧痛。与杜甫相隔千年，世界的另一头，有一位同样悲伤的父亲，是英国摇滚巨星克莱普顿，他的孩子意外死亡后，他唱“我必须学会坚强，勇敢支持下去，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属于天堂”。是恨不能代之死，只能苟活。
贫穷和饥饿，使杜甫面对孩子时，总带着愧疚：“恒饥稚子色凄凉。”愧疚又令他格外慈柔：“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他还写，“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
那是风尘仆仆的杜甫，从凤翔到鄜州探亲，一路疮痍自不多说；踏入家门，儿子没有鞋袜穿，光着的脚垢腻不堪；女儿衣服累累补丁，补丁图案还颠三倒四。杜甫不写他的心痛，只细细描摹这件“旧绣移曲折”的衣服，从此，它成为文学史上一件出名的童装。
据说老杜偏爱次子宗武，根据便是他给宗武写的诗歌。沦落长安的他在莺飞草长时想念宗武，莺啼声令他联想到孩子的嗓音：“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宗武的聪慧多次被杜甫提及。在《宗武生日》诗里，杜甫更是表达了他对宗武的愿望：“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儿子，我希望你熟读《文选》，进阶仕途，别像老莱子那样身穿彩衣来愉悦双亲。
老莱子，古代一个出名的老孝子，为了让父母高兴，七十几岁的他还穿着五彩衣，模拟婴儿举止，装疯卖傻，逗父母开心。这种娱乐为老杜不屑，他所要的是，把他们杜家的诗书传统发扬下去，仕途坦荡。
这是一个中国式父亲的最主流的心愿：那是一条康庄大道，熙熙攘攘挤满了努力的两代人。苏东坡曾写下看似非主流的《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然淡泊而豁达地表示，希望孩子愚且鲁，平安就够了。但是，最后的心愿，还是无灾无难就到公卿——他怎么就不去希望孩子无灾无难地终老布衣呢？不管是不是反讽，“公卿”在苏大人心里，还是有分量的、值得看重的。
不过，现如今像老杜这么传统的中国式好父亲越来越少，“非主流”的好父亲越来越多。“童话大王”郑渊洁，就不希望他的孩子考出好成绩，他说100分将童年变成100岁，说大学往往是给没本事又想比别人活得好的人准备的。广州名编何树青给他儿子写了一则“城市指南”，开篇直接说“你的父母为你带来家庭出身和城市出身，职业出身和教育出身则是你自己的事。”并告诉儿子“18岁之前不需要考前三名”——这些人简直是跟老杜对着干。
我们对这个终生失意的父亲——老杜，能说些什么呢？他希望孩子混得比自己好，实现自己未竟的理想，但他又不能替他们铺平道路，好日子遥遥无期。他对孩子满腔热望，但又满腔愧疚。他也许觉得自己不是好父亲，但那一句句提及孩子的诗，又是一层层可触可感的温热。如果我遇到了他，大概也只能枯坐无语，最多只是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表示：老杜，我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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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的废墟，水泥板的一端压着姐姐，另一端压着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亲，将如何抉择？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留给人性的一个难题。当徐帆扮演的母亲，无助而绝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时，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样的无助和绝望。23秒钟的一场灾难，带来了一个家庭32年的生离死别。对他们三人来说，活下来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女儿也无法面对母亲放弃自己的心灵创伤。这里的无解，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无奈？这是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父亲死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但内心的伤口却一直张开着。人们在电影院中流下泪水，不仅是为这对母女，更因为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
我是含着泪看完这部电影的，很多年没有这种观影体验了。电影在意的是如何让观众能设身处地走进角色的情感中，一旦与之呼应、合拍了，你自然会与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复杂的人性世界中。人们流下的泪水，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流出的不过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
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除了早年的《芙蓉镇》等很少的几部电影，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其实无论天灾还是人祸，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
张静初扮演的那个姐姐，之所以宁可选择退学，也不选择堕胎，就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苦难记忆，使她对生命能作出这种积极的回应。这也是人类修复创伤的一种方式，就是让它们决不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的承受者，虽不会被我们视为英雄，但她对人性的这种自我修复，又何尝不是一种英雄行为？这也是社会要保存苦难记忆的价值所在，它既可成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源泉，也能让民众达成对保护人性免受伤害的共识。
假如一个社会对于苦难或灾难的集体记忆是残缺的，只会导致民众对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败坏。因为他们极少感受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可能变成苦难的制造者。从这个角度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迈出了我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第一步。
就像汶川和玉树地震一样，没有人能预料到，灾难会在何时发生。不愿面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的苏醒。苦难的受害者，并不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对人性的追寻。《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一部寓言，它用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在苦难重压下的人性尊严。
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会回来了，那些受难者失去的青春也不会回来了，但这种对于苦难的聆听和见证，会让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一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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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交通安全！”这句话大家一定不陌生吧！在去学校时，妈妈会说；在联合晨会上，校长和老师会说；在乘汽车时，收费员会说……可意外却还是屡屡发生。
电视上放的新闻经常会说有许多关于出车祸的话题，而且一放就是三、四条，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呀！血水染红了现场，肇祸的人跑了，救护车哀鸣。这样的事，我还亲身经历过一次呢！那是在无锡。我、爸爸、妈妈和姐姐一起到无锡的公公家做客。到了下午，天快黑时，我们准备乘火车回家。贪玩的我老是要过马路去玩，可是妈妈不肯。我便乘着她与爸爸说话，不注意我的时候，一下子想跑到马路那边。可是我刚跑到一半，一辆大公交车一下子开了过来，把我挂倒在地。我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便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我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妈妈和姐姐都在床边哭着，此时我才知道，我的腿被轧断了。早已哭红眼睛的妈妈和姐姐见我醒来才转悲为喜。婆婆也来看我了，她给我做了我平时爱吃的饭菜，坐在我身边，一口一口地喂我吃。这情景真像是在梦幻中一样，让我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
经过半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我终于可以出院了。这次遭遇也让我得到了一次深刻地教训：为了自身的安全，过马路时一定要左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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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只要是不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都被称为“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就这样被贴上了不文明、没素质的标签。
但是，“中国式过马路”并不是捏造的。看车不看灯，随便翻栏杆，集体闯红灯……这些已经变成平平常常的事了。我曾看过一名小女孩，在红灯下劝阻父母等待绿灯，却在无奈下闯了红灯。一代代“传承”，“中国式过马路”仿佛成了中国的“传统”。很快，那张标签就要印在我们的脸上了。
我们之所以“中国式过马路”，是因为中国的交通规则存在问题以及部分国民没有良好的素质。如果我们再不改正这些小小的问题，并继续这样下去，中国的未来不堪设想。将会从过马路演变成事态更严重的事情。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彻底撕掉标签，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在红绿灯处安装一些语音系统，提示并警告人们；二，务必做好严厉的惩治规章，不然“闯红灯大队”只会愈加庞大；三，许多红绿灯设置时间不合理，导致人们等待不耐烦，多次闯红灯，这需要政府做些调整。
现在这张恶劣的标签仍旧贴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当我们走在马路上时，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是否是“中国式过马路”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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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二十四，是我四姥姥的儿子记发表舅的大婚之日，新娘是本村的一位姑娘。那天，天气晴朗，碧蓝的天空一丝云也没有。好日子，好天气，当然带来好心情喽！一大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四姥姥家里。
院子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无论大门小门，门口一律贴着大红对联，梧桐树上挂着彩旗，墙上贴满了喜字，院里人来人往，到处是欢声笑语；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戏曲，热闹极了。院门口的小广场上停着一顶花轿，大红颜色，轿身绣着龙和凤，妈妈说：这是龙凤呈祥。龙凤的周围还绣着一朵朵鲜艳的牡丹花，妈妈说：这叫花团锦簇。轿子的旁边栓着一匹高头大马，它头上系着大红花，正在悠闲地嚼着碎玉米秆。门口北面的小院里，做饭的师傅忙得不可开交，小院里热气腾腾，一阵阵饭菜的香味飘了出来。
吃过大锅菜，迎亲的队伍就集合，要去接新娘子了。主管招呼仪仗队站好，放了一阵鞭炮，仪仗队就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旗手，一共八个小孩儿，我弟弟真幸运，被选中当旗手了。他们八个小孩儿高举五颜六色的丝绸旗子，一个个昂首挺胸，神气极了。旗手后面是二十多人组成的鼓乐队，咚咚咚，锵锵锵锣鼓震天；呜哩哇啦，喇叭声悦耳动听。鼓作文乐队后面是高头大马和花轿，只见记发表舅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胸戴大红花，身披大红绸带，满面笑容地跨上了高头大马，真帅呀！花轿的后面是迎亲的长辈，我妈妈也去迎亲。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向新娘子家走去。
中午的时候，管事的大叔用手机联络，知道娶亲的队伍快到家了，他通知几个小伙子放炮。顿时，院里院外鞭炮齐鸣，惊天动地，轰啪双响炮在空中炸响；噼里啪啦鞭炮火光闪闪。娶亲的队伍到家了，花轿停下，大家簇拥着新娘子下轿。只见新娘子穿着红色的旗袍从花轿里下来了，她化着妆，头上插着鲜花，漂亮极了。新郎和新娘子一起走进院子。全村的人都来了，围在院子里，看新郎新娘拜天地。主持人拿着话筒，喊道：一拜天地。一对新人向天地神龛鞠躬；主持人接着喊：二拜高堂。新人又向四姥爷和四姥姥鞠躬，四姥爷和四姥姥乐得合不拢嘴，抓起红包就往新娘子手里塞；夫妻对拜。主持人又喊。新郎新娘羞涩地互相鞠躬。主持人最后说：送入洞房。乡亲们簇拥着一对新人进了新房，一群小伙子进去闹洞房了。摄影师录下了这难忘的一幕。
酒菜端上来，新郎和新娘出来敬酒，亲朋好友也纷纷举杯为他们祝贺。
这真是一场令人难忘的中国式婚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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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本应为我们祖国增添绚烂的一笔。然而如今一件件有辱中国文化的事件频频发生，中国式这三个字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治堵越来越多的国人不良习惯被贴上中国式标签。这些标签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也为中国礼仪之邦这个称号涂抹上了一大团黑点。中国式标签的流行，给予我太大的压力，敲响我心中的警钟，也让我反思我们的行为。
中国式过马路，是调侃国人集体闯红灯的陋习：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过马路就过马路吧，还搞出个中国式，这不小题大做吗？可回过头来看看现实，似乎还真是这样红灯停绿灯行，国人都知道，可每每在过马路的队伍中邂逅领头的勇猛之士，腿脚就不听使唤了。于是，多少次的步人后尘之后，中国式过马路的提法便应运而生。生活中究竟还有多少中国式？
仔细想想，中国式咒骂，中国式喧哗，中国式购物，中国式踢球当越来越多的国人群体性习惯被贴上中国式标签时，人们似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行为方式真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正常。当然，如此的中国式多少有些以偏概全，但形形色色的中国式里，依稀可见每个人不约而同的个人式，正是因为有了亿万个人式的整齐划一，才成就了中国式的一炮走红。如今，中国式之于国人的最大价值，莫过于依照这样的路径，来反思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从众心理、侥幸心理、占便宜心理、无规矩意识？当这些人性中的丑陋，在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以多频次、无遮掩的方式大规模爆发时，任何一种无意识的习惯都可以蔚然成风。现实中，你已然陷入了由与你有同样行为方式的万千同胞共同构成黑洞里。正是无数个极具负面效应的个人式将中国式推向了深渊。
可话说回来，中国式的标签其实未尝不可以有，我们讨论的目的也并非一味地追求去标签化，而是希望中国式的标签别再总沦为中国病、中国问题的代名词，而希望其所担当的式的象征意味，能当之无愧地顶起大国风范，能顺理成章地展现权威庄重，能更多地彰显一个国度的魅力感与先进性，能更多地传递正能量
但愿，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式的符号意义里，有的是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是国家文明进步的荣光。而所有这些的实现，公民文明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式的整体改观当是最迫切、最必要的前提。让我们洗净不良习惯的污浊，为做文明出彩的中国人而不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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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作文频道小编[沐晴つ]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中国式的“传承”》的优秀作文，这篇中国式的“传承”共有1000字，是一篇很优秀的原创作文，这篇中国式的“传承”很值得大家参考和学习。
“传承”是什么？中国式的“传承”又是什么？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特有的“传承”方式更是引得无数人的疑问。
中国古代歌颂母爱父爱，子女孝顺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说先贤，单是鲁迅、朱自清、史铁生、莫言等许多近代作家都表达过类似情感。鲁迅的《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朱自清的《背影》，这种表达对父母深沉爱意的和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似乎早已成为板上钉了。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这种观念从出生就开始萌芽，可随着这个物欲纵横的世界的发展，我们是否少了些什么？
还记得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想把他们的年迈多病的老父亲赶走，于是他们找了一条薄薄的毛毯扔给了他们的父亲，正当他们推着父亲到门边时，他们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婴儿叫到：‘爸爸，别全给了，留部分给你将来用呢。’无疑，这个故事十分荒诞，但是却十分深刻的揭示了当今社会所存在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问题。三代人中总有一代会被欺压，被榨取。犹如封建时期的阶级关系，孩子被称为希望因而被供为皇帝，而老的一代只能被压迫，殊不知皇帝被宠坏了便成了昏君。这种三级阶梯似的关系在慢慢地变成一种新的“传统美德”，形成中国式的“传承”。
“你砍，你妈有的是钱。”这句话出自一位母亲之口，他的儿子在网吧与人争吵，被对方打了。母亲听了，二话不说，背着一袋子钱带着儿子来找打他的人，让儿子去报仇，并为他助威。这显然有些助纣为虐的味道，却不可否认这正是中国家庭的普遍现象，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中国父母太爱孩子，这种爱更像是被下了定义，好像不为孩子付出所有就不是合格的父母。父母是孩子的保护伞，但并不意味着要为孩子遮挡全部的风雨，记得电影《洋妞到我家》讲的是一个外国的大学生到北京一个家庭做互惠生，中国父母的做法让她十分吃惊。影片中的父母怕孩子吃的不干净，出门自带碗筷，过滤网，消毒液，洗手液等等，五岁的孩子不会吐骨头，剔鱼刺。父母为了孩子不得不长期分居而睡诸如此类的现象。父母太爱孩子，爱的忘乎所以，爱的是非不分。即使得不到回报，即使将来被扫地出门，却依旧心甘情愿。这是中国式的“传承”。古代的孝顺慢慢在退化，渐渐与社会脱节，转而成了物质的，名誉性的。只剩下父母对子女流水般的爱。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细细想想自己的父母，为他们理理鬓角略有斑白的头发，爱他们，宠他们，像他们当初爱我们一样，让中国式的“传承”变成正真的中国式的传承。
初二: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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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29日，加拿大的温哥华街头，传来一阵“嘎、嘎、嘎”的叫声，一只母鸭带着一群呆头呆脑的小鸭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散步。街边的下水管道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了，上面盖着一张报纸。正当鸭群快要走过大街时，鸭妈妈听见“扑通”一声，急忙回头一看，不好了，自已的两只小鸭掉进了下水管道，任着一根细细的水管勉强把头伸出水面。
这下可怎么办呢？母鸭冷静地环顾四周，忽然，她发现一位扶老人过路的巡警，急忙冲了过去。咬住他的裤腿往小鸭落水的方向拽了拽，巡警发现了她，看她用长长的脖子一直指向身后的一个方向，知道她肯定有什么急事，便在她的带领下来到一个下水管道口，巡警终于发现了两只落水的小鸭。他爬在地上试了试能否把小鸭拉上不，可是行不通。需要一架梯子爬下去才行。可是在这繁华的大街上，哪能找得到梯子呢？他四处观察，发现路口发现了一家正在装修的食品店，便以飞一样的速度冲了过去，借来了梯子。巡警爬进黑漆漆的下水道，把两只小鸭救了上来。鸭妈妈十分感动，亲昵地蹭着腿表示感谢！
在巡警的安全护送下，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安全地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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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那嫣然的一笑
在美国的中国男性移民中，这样的经验不算稀罕：路上，妙龄洋女子娉婷而来，她的美艳你不能不注目。在你意荡神摇的片刻，她微带娇羞，不胜甜蜜地嫣然一笑。然后，各自继续走路。对视的一秒，你感受到什么？受宠若惊乎？相见恨晚乎？彼在勾引乎？机不可失乎？好在，除非性荷尔蒙分泌特丰沛，一般人仅限于想入非非，不会回头追上伊人，自我介绍，请她上酒吧乃至汽车旅馆，最低限度，索要一个电话号码。也幸亏东方式含蓄使我们维系表面的礼貌，如果动真的，最大的可能是招来白眼、一顿好骂乃至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方如果报警，你也许被控骚扰或意图性侵犯。原来，洋女子们从小就受这样的礼貌训练：在路上遇到任何陌生人，都应以微笑作无声的招呼。
门前雪与瓦上霜
类似的中国式联想，还有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从前它也许是教人安分守己的好格言，但后来成为国人自私、没公益心的象征。其实，摒除联想所附加的内容，它并没错，如果严格实行，世风应变好些。
先看第一句，门前雪是不能不扫的。大雪连日，开门一看，积下数尺，行走不便，开车更成问题，积雪非铲去不可。清理之后，雪往哪儿倒，是另一大问题。我在国内外都见过不止一次，商户把人行道和铺内垃圾往街上倒。前几天，我去一乡亲家做客，他饭后帮太太清理厨房，提着几个垃圾袋兴冲冲下楼，久久不见人回来。原来他提着袋子走了几个街区，扔进建筑工地装废料的大铁箱。他去年才从大陆移民过来，压根儿不知道这是非法的，如被抓获得付罚款500块以上。门前雪，扫了，还得处理好，不能往邻居那边堆。
第二句，“他人瓦上霜”该不该管？“霜”不同于门前之“雪”。倘若邻居的屋顶，压着厚厚的积雪，不立即清理，怕要压塌天花板。碰巧你有古道热肠又有闲暇和能耐，而邻居是孤独老人，你自告奋勇，在邻居同意之后当铲雪的义工，这是值得大力赞美的。至于瓦上结霜，人家自己也不当回事儿，轮不到你闲吃萝卜淡操心。不管，于情于理，均无懈可击。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于谚语本身，而在于如何发挥。不管他人瓦上霜，被引申为：他人面临麻烦或危险，只会袖手旁观或溜之大吉。微不足道的“霜”，被推演为千钧一发、生死攸关。不管，就是冷血。
进一步，如果你为了避免被责为自私，只知自保，奋不顾身地“管”，也要具体分析，对兹事体大的他人“瓦上霜”，一看你有没有管的权利，二看你有没有管的能力。如果都没有，那就尽你的本分，替邻居打电话求援，让专业人士去干，或从旁声援。免得你爬上屋顶，立足不稳，一个仰八叉，从屋顶摔到地面，于事无补，却白白赔上医药费。此外，他人的“门前雪”也许你不能不扫，比如，你要把车开出去，光是自家车道的雪清理了不行，邻居的积雪也会导致你的车趴窝。
孔夫子主张凡事“再思”。在这里，一思，大概是指对直观、直觉驱动下的冲动的思考；再思，乃是出于冷静的理性。
难以衣锦
再看一条“衣锦还乡”，它和漂泊海外的人，关系格外重大。先侨在海外劳苦数十载，晚年带上好几口“金山箱”，回到家乡，无限风光，无限辛酸，都包含在这谚语内。再往上溯，它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此言包藏怂恿项羽回家乡孤注一掷，让刘邦有机可乘的祸心，这一层不说。回归原义，它何曾非要你赚足多少百万美元，带上多少洋警卫和金发女秘书，包一架波音737，再以清一色的奔驰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万人围观的村头？它的意思仅仅是“穿得体面点”而已。比如说，冬天穿三件头西装，夏天穿高档点的，如鳄鱼牌衬衫、耐克球鞋，女士可喷香奈儿香水。有一难题：乡亲未必知道你一身行头值多少美元，折为人民币又是若干，你又不能效法从前的土老帽儿，戴上一副“雷朋”墨镜，连洋标签也舍不得剥掉。
只好听其自然，或者间接地暗示来头，比如，在茶楼中请客时冒出一句：“失陪了，加州州长来电，我要和他谈一桩来华的投资……”又或者，赴宴故意迟到，进门后稍作解释：“被X书记拉进市政府，不让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别的伎俩冷门，如打肿脸充胖子，买空卖空一类当今大热，再举例，一定被人讥笑为“教爷爷抱孙子”。
说来真为一些“老金山”惋惜，旧金山的乡亲中，不乏一辈子不敢回乡的，一部分限于身体条件，如患糖尿病、心脏病，无法坐越洋客机。大部分终生和乡愁纠缠，久久难以成行，仅仅因为“难以衣锦”。一位朋友，年过八旬，来美40年，两个儿子在大陆当工程师，早已成家立业。我问老人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儿孙。他长吁短叹：两手空空怎么行，礼物呢？红包呢？这么丢脸……如果他的思路会拐弯，明白要做的无非是买机票和几身好点的衣服，至于其他，均属次要，就不用当一辈子带两条腿的望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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