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一】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12年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想.让你的作文“活”起来——浅析朱自清写作教学思想的指导意义.学问：现代教学研究,2012,(2):61-61.
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作文成功之路（中旬）,2016,(3):94.
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扬州大学,2014.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二】
《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武编》原文鉴赏
[原文](节选)
前卷一
将
兵，危事也;战，死道也。胜负可听於自然耶?夫斗胜负於死生之场者，谓之战;知其必胜而后战者，谓之谋。伐谋者孙子谓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为次下。
孙子注曰：必死可杀，勇而无谋期必於死斗者，则可以设奇伏诱而杀之。如，梁成轻进，为刘牢之所杀是也：必生可虏，临阵畏怯期必於生全者，则可以袭而虏之。如，晋与楚战，赵婴齐具舟於河欲败而先济，此等岂不可袭而虏之乎;忿速可侮，性之刚忿急速者，则可以陵侮而致之来以败之。如，楚将子玉刚忿，晋人执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从晋师遂为所败是也;廉洁可辱，性之廉洁者可设计诟辱之，辱之必致其怒而轻出，则当因而击之。若吴起节廉而中公叔仲之计是也;爱民可烦，性之仁慈爱人者，惟恐杀伤士众，可出奇烦而扰之也。若蜀先主恋民而几为曹操追及是也。
士
北征录曰：高祖以范增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韩信驱市人而破赵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是皆招军取士不拘於一门，兼收并蓄不苟于一节故。随所寓以用人，随所用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也。
李筌曰：有深沉谋虑出人意表者，名日智囊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箱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名日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门闾请竭之术者，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谲诡者，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铠戈矛剑钺便於利用，陆搏犀凶水摄元龟，挑身捕虏擎旗摭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形迹者，名曰矫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谲说阴阳者，名曰伎术之士。
令
发号施令，预先决定，不可临时反复，进退不定，使三军惑乱，进战无功。
前卷二
战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后卷一
诡道
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
[鉴赏]
《武编》，明代唐顺之撰。唐顺之，生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江苏武进人。嘉庆八年进士，曾率兵泛海捍御倭寇。因抗倭有功，官至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府。荆川一生著述甚富，“其大者为四编：曰左、曰右、曰文、曰稗。……又有《武编》也”(《武编·序》)。《武编》在唐顺之生前并未刻行，著名学者焦竑得其手稿，于万历末年与后金战兴之际，交付武林出版家徐象云刻印。焦竑得到的已非完整手稿，故书中时有缺页。
该书属于军事类书性著作。正如《武编·序》所说，它“贯穿《七书》、包络《通典》、出入《百将传》、《纪效新书》等，集通古今该细大军旅之事，亦云‘备’矣。”全书分前、后两集，共12卷。前集6卷，对将、士、制、练、令等54个有关军事理论及战略战术问题，引征古代兵法及前人的理论进行阐述;后集6卷，将明代以前的战争事例分为料敌、抚士、信、勇、严、赏等胪列论述。书前有“吴用先叙”、“姚文蔚序”、“郭一鹗弁首”及“郎文唤题词”。
前集，可称之为该书的理论篇。引征古代兵法和前人的理论展开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第一卷从将、士、制、练、令始，及至料、觇、间、明、疑、诡止，分成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将”列集首，是因为将帅“操两国之死生，司三军之性命。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战争是生与死的搏斗，“兵，危事也;战，死道也”，作为将帅应当“重命恤死”，因此“自今宜令戒饬将帅，无轻生而深入，无易敌而挑战，以沉厚不挠为法，以玩忽轻举为戒。”而作者的论述并未就此却步，对军队处在“兵势不敌堕於重围，庙算莫施陷於重地”的情况下，提出“当是之时，将束手以就擒耶?将忘命以死战耶吁”的问题，以“郭倬不死於符离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为例，得出“是皆不死其所当死，终或死其所不当死，抑又可为将帅幸生之戒”的新观点，这与前人“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的传统意识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观点要算是“官兵一致”的雏型。《武编》后集，可称之为该书的战例篇。撰者唐顺之在胪列古代战例时，同样没有忘记阐发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
以上可见，《武编》不仅能作为我们今天引征查检的军事百科全书，而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研究价值。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三】
《古代兵法散文·清代兵法·兵鉴全集》原文鉴赏
[原文](节选)
卷一
引韩琦语
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
引张巡语
临期应猝，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事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
卷四
引唐甄语
善用兵者，有进无退，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守所以成战。
引俞益谟语
古云：“受降严于受敌。”……若受降不严，彼有疑畏而我多骄玩，设有不虞，变起仓猝，莫之能御矣。
[鉴赏]
《兵鉴全集》，清朝徐宗干编。徐宗干生平事迹不详。这是一本军事类书性的著作，它收集和集中了历代兵家名著和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军事方面的名言粹语，资料丰富，可读性强，借古鉴今，既可作为军事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查阅军事名言的工具，又可作为军事理论教学的辅助材料，对于学习古代军事思想，无疑是有益的。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有对前人的战争经验，进行认真而系统的研究，继承古代军事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才能正确地掌握战争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科学地探讨和预测未来。《兵鉴全集》的涉及面较广，这里仅就对于我们今天仍具现实意义的某些方面，谈几点极不成熟的一孔之见。
一、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严加戒备，切实做好战争准备，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它是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矛盾斗争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在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局面，双方为着各自的利益，举行和谈，签订协议，谋得一段时间喘息的机会与缓和的阶段。然而，这种缓和只是暂时表面的现象，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一种斗争的策略，仍旧是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如果其中有一方，因此而放松必要的警惕，解除应有的戒备，相信对方从此握手言欢，天下从此太平无事，风云不再发生变幻，那便大错而特错，难免上大当，吃大亏。正如《兵鉴全集》在首卷的引语中所言：“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缓和是权宜之计，只有作好战争准备，才是切实可靠的。即使敌人投降了，受降也要比同敌人作战更需严加戒备，否则，一旦发生意外，那就无法控制了。“受降严于受敌”，这是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深刻教训，是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二、在具体的作战指导原则上，《兵鉴全集》全面地阐述了进与退、先与后、速与迟、战与守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关于这些，历代兵书颇多论及，而《兵鉴全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将“退”、“后”、“迟”、“守”都统统放在积极、主动的立足点上，它在卷四的引语中说，后退是为了便于更好地前进，后发是为了更好地争取先制，迟缓是为更快地达成快速，防御则是准备进攻的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进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便是“有进无退，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守所以成战”。古代兵家认为，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作为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一定要事事、处处、时时都要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即使是一时遭受挫折，部队处于不利态势，不得不“退”、不得不“后”、不得不“迟”、不得不“防”时，也应当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退”、“后”、“迟”、“防”。
此外，《兵鉴全集》还强调指出，对于突发情况的处置，各级指挥员要灵活机动，学会临机决断。这就要求上级要了解下级的情况，下级要领会上级的意图，上下团结，三军一致，互相协调，人人自觉地努力作战，成为节制之师，便可无往而不胜。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四】
让生活增添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摘 要：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脱离，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动力，影响了学科价值功能的发挥。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让思想政治课的效率得到提高？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该让课堂回归生活，让教学”生活化“.从课前、课堂和课后三方面探讨了如何让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
鲜活的现实生活是思想政治课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和发展之基。《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回归生活、感知生活、享用生活、发展生活。“新教材内容的编写把基本理论知识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积极体现和反映时代特征，提高课堂的生活质量，满足学生对”各种生活的关切“,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提高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是指在政治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政治，把生活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生活化，架起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的生活中学习和理解政治，感受到政治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政治的魅力。如何让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该从课前、课堂和课后三方面来实施。
教师：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他们理解政治书本知识十分重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立足校园课程资源、社会教学资源、家庭生活资源三大生活资源，有意识地寻找与课本中的知识有联系的.、学生熟悉的场景或事例，瞄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最佳联结点，()改造教材，以此来诱发学生已有的真切体验，感受其境，理解知识。比如，在讲《经济生活》模块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框内容前，我大量搜集有关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相关材料，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分配制度与我们息息相关。
“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是课堂教学的生活化。根据多年教学实践，总结了政治课堂“生活化”教学的“三环节”.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导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堂课的质量。课堂导入要讲究导入艺术，更要视学生和教材内容的具体情况而定。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说：“在课堂教学中要激发学生的兴趣，首先应该抓住导入新课的环节，一开始就把学生牢牢吸引住。”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入手，学生既熟悉又感兴趣。在讲解经济生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框题时，可以设置以下几个问题：（1）你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某商品有新的款式上市，不用很长时间，便会“你有我有全都有”?（2）你挑选服装的要求是新奇、前卫、突出个性还是质量好、大方？（3）同学请你吃一顿饭花了100元，如果有机会请他吃饭，你准备用100元以内，还是200元？（4）你去饭堂打饭会不会自己带饭盒？（5）矿泉水瓶或饮料瓶随手扔进垃圾桶，还是聚集起来卖掉？（6）你每月的零花钱主要用于零食、衣服、饰物，还是书、文具、体育用品？
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一定的情境，使学生受到多种情境的暗示，让这种暗示在不知不觉中刺激感觉器官，这能使学生认知的动力系统和智力系统处于兴奋状态，使学生的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全身心参与投入，在创设新环境中，能产生碰撞，开拓思路，这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可设置一定的情境，组织探究活动，帮助学生合理分组，每组设主持人，各组讨论，推荐发言人代表代表全组发言，引导学生全身心参与投入，激发探究新知的兴趣。
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源于生活，但又应高于生活，最终又要服务于生活。学生学习的目的在于为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做准备。创造性地组织学生走进社会生活，把课堂知识学习和社会体验学习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生活、体验社会，使情感体验逐步升华为价值观、人生观，达到思想的提升和品德的形成，促进知行统一，造就学生的生活本领。如，在教学《政治生活》中“民主管理”内容时，由于我校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对于城市社区民主管理不熟悉。如果图方便，教师只是一带而过，这样对于学生未来生活并不利，毕竟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解决此问题，可以用多媒体播放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的片段，帮助学生形成直观认识，组织学生模拟社区居委会选举与问题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课堂，往往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合适的课程资源。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时注重与家庭生活中的课程资源的结合，学以致用。如，在学习《债券和商业保险》《商品服务市场》等内容后，可以布置学生询问父母自家的投资理财、家庭的消费、收入等情况，学生通过学用结合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享受学以致用的快乐。
教学生活化使课堂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让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更有兴趣，让学生更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让思想政治课的效率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五】
《古代兵法散文·清代兵法·历代名将事略》原文鉴赏
[原文](节选)
能夺敌之所恃，则敌屈矣;能出敌之不意，则敌溃矣。总以所长攻所短，不以所短攻所长;勿舍易而图难，勿知己而忘彼。
敌情叵测，不知敌情，不可以言战。
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盖敌人逼我欲求一战，我则坚以待之，相持既之，敌之士卒饥疲，吾饱吾士，激励其锐，俟其阵动，突出击之。
夜战之术，兵不在多，四面设疑，使敌惊惧。……彼所惊惧而欲避者，为我虚声;彼所不见而以为虞者，正我必击。策其奔途，先以之伏，以一击十，必使失措。至于袭人城塞，尤宜昏夜易于成功。
晦雪袭人，无异于雨，总宜神速，不宜淹滞，宜一往而即得，毋不得而久攻，久则雨雪之害俱我受之。
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
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
夫决胜料势，决战料情。情势既得，在断不在疑。
兵机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论。古人能以寡制众者，皆由预睹成败，决必然之策耳。
军无后继，必致复败。
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
[鉴赏]
《历代名将事略》，为清朝陈光宪编著。现存清光绪甲辰(公元1904年)北洋陆军教练处刊印本和1929年6月北京武学书馆印本。这是一部军事人物类的兵书，辑录有历史上一些著名将领的生平事迹、人品性格、智巧谋略，以及治军用兵方面的言论，分析各自的胜败得失，推崇品德战功，尤重用兵的谋略战法。所辑人物与宋代张预的《百将传》、明代冯牧的《古今将略》、黄道周的《新镌绣像旁批评注总断广百将传》(后人改为《广名将传》或《广名将谱》)等所辑人物，各不尽同，阅读研讨时可参照以上著作。这类兵书旨在以前人为鉴，以贤者为师，指明利害得失，领悟兵家运用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强弱、众寡、先后、远近、迂直、缓速的无穷奥妙，事理结合，对比分析，简明扼要地论述用兵之道，是“营伍中必不可少之书”，尤其是对于各级指挥员来说，认真地多读一点这方面的兵学著作，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一些著名的军事历史人物，开拓自己的视野，增长知识，而且能够从中学习某些带兵用兵的经验，吸取有益的精神养料，做到古为今用，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军事理论水平，增强组织指挥能力。书中所辑人物，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的是颂扬爱国民族英雄，有的是鞭挞发动不义战争的侵略者，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形成的忧国忧民、英勇顽强、聪明机智、耿直无畏、崇尚气节等优良武德，其中还不乏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振奋民族精神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该书言约事丰，史料详实，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军事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代名将事略》，既然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自然免不了菁芜杂陈，泥沙俱下。书中的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的说教方面的内容较多。作者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封建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历史上的人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有的则是从大汉族主义的狭隘偏见出发，对一些兄弟民族之间的纠纷作了不公正的记载。这些，都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原书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批判。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六】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为之奈何？
太公曰：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我像以少击众，以弱击强，该怎么做？”
太公回答说：“以少击众，就必须利用日暮昏暗，把部队埋伏在杂草丛生地带，在隘路口截击敌人。而要以弱击强，必须有大国的协助，邻国的支援。”
原文：
武王曰：我无深草，又无隘路；敌人已至，不适日暮；我无大国之与，又无邻国之助。为之奈何？
太公曰：“妄张诈诱，以荧惑其将，迂其途，令过深草，远其路，令会日暮。前行未渡水，后行未及舍，发我伏兵，疾击其左右，车骑扰乱其前后。敌人虽众，其将可走。
事大国之君，下邻国之士，厚其币，卑其辞。如此，则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矣。
武王曰：善哉！
译文：
武王说：“我方没有深草地带可设伏，又没有隘路险阻可利用；敌人到达的时间正好又不是日暮；我方没有大国的协助，也没邻国的支援。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回答说：“用虚张声势，引诱诈骗手段，迷惑敌将，诱使敌人迂回行进，使其通过深草地带；诱使敌人多绕远路延误时间，使其正好在日暮时分与我交战。乘敌人先头部队还没有完全渡水，后续部队还来不及宿营的有利时机，出动我伏击部队猛烈袭击敌人两翼，用战车和骑兵扰乱敌人的前后。敌军虽多，也会被打败。
要恭敬事奉大国君王，礼遇恩交邻国贤士，多送金钱，言辞谦卑。这样，就能与大国结盟，得到邻国的援助了。”
武王说：“太好了！”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七】
“亲亲相隐”是儒家“孝”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提倡亲属之间相互容隐是一种人性之本能。这种思想自孔子起提出，不仅在家庭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也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制定。容隐制度是“人情”和“法理”对峙的产物，引起了学术界的好几次争论热潮，多年来被众多专家和学者或提倡或否定。本文旨在分析容隐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分析其对古代法律制度产生的影响。
一、儒家“亲亲相隐”思想
“亲亲相隐”的原则最早来源于《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尝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尝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叶公说他们那里正直的人是即使发现了父亲偷别人的羊也会揭发出来，叶公认为能状告亲属犯罪的人是正直的人，而孔子却说，我们这里的“直”和你们不同，我们这里的“直”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直”。儒家孝思想一直重视父子亲人之间的血缘之情，就如《孝经?圣治章第九》中提到的：“父子之道，天性也”，将父子之情视为人生来就有的天性。因此，儒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父为子隐，乃是父慈；子为父隐，乃是子孝。儒家思想认为，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是“仁”和“孝”的体现。朱熹说过：“父子相隐，与天理人情之至也。”朱熹把父子相隐之事看做为天理人情，由此可见在“孝”字当头的中国古代父子相隐是为天理、人情所承认的行为。儒家孝思想提出“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从情感角度上出发，孔子既然提出了“父子之道，天性也”，那么他必然是不愿意见到亲人之间互相告发、对证公堂之上的。所以，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也是成全人情的必要途径。正如《中庸》所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不仅是“孝”，也是一种“仁”，人伦亲情是一个人所以为人不能抛弃的东西。对于提倡血缘亲情之重的儒家思想来说，“亲亲相隐”就是其在家里伦理方面的一个必然原则。
二、西方思想中的“容隐”思想
关于容隐，不止存在于我国古代，而同样存在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中。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游叙弗伦的父亲杀了人，游叙弗伦决定控告其父。在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并不同意游叙弗伦讼父杀人的行为。在谈话中，游叙弗伦自诩熟知何为敬神何为慢神，所以他才敢去讼父杀人。但在苏格拉底与他的谈话中，游叙弗伦却始终没有解释清楚何为慢神，何为敬神。本来以为对此类知识了然于胸的游叙弗伦约在苏格拉底的连番追问中含糊其辞，这也就说明了其实游叙弗伦本人对于敬神与慢神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在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他却觉得被父亲杀死的仆人死的`冤，自己讼父是没有错的，是敬神的。那么对于讼父杀人这件事，游叙弗伦既不能给出肯定的答复，又为何敢于去做？对于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此事，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明显的支持或是反对，也未曾讨论过“情”与“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但是苏格拉底所有的提问和论述都在于一点：证明游叙弗伦指控父亲杀人这一行为并不是会满足诸神的愿望，并不是敬神之举。《理想国》中智者色拉叙马霍斯的一句抱怨是这样说的：“不随和亲友行不法之事，还要受亲友的憎恨，至于不公正者，其情形却恰与此相反。”①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亲友犯罪以后不帮他们包庇罪责，检举揭发他们会受到人们的憎恨。如果揭发了亲友犯罪，于情又不和。可以看出，“亲亲相隐”的思想并不只存在于以“孝”为核心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社会。虽然中西方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都提倡亲属之间隐罪的观念。
三、 古代法律中的容隐制度
“父子相隐”这个观点应该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是“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判断是否犯罪问题上的反映。儒家思想认为，亲属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应该互相告发。这一主张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在司法方面的具体表现，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在我国古代社会为帝王所接受，并在汉代正式上升为“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唐律疏议》不仅继承了这一原则，更是将相隐范围从“三代之亲”扩大到“同居者”，给予其一系列在刑法上的特权：亲属同居者犯罪包庇及协助其隐藏罪证或逃跑的，无罪或减罪。在《唐律疏议》中不仅对容隐之罪采取减刑或者不刑的原则，更是对状告父母亲属的行为实行一定的惩罚。比如，在《唐律疏议》卷二十四诉讼中规定，“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所犯虽不和论，告之者尤坐。即诬告重者，加所巫罪三等。”关于此类规定还有：“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意思是依名例律亲属应相容隐，告父母子女的，被告者罪责视同于自首（即减罪），告者判两年监禁。对于亲亲容隐的规定几乎存在于《唐律疏议》的各个篇中，如《名例篇》、《斗讼篇》、《断狱篇》、《捕亡篇》中，都特别规定了对于状告亲属族人的罪行判定。从《唐律疏议》中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亲属之间相容隐是受法律保护的，除此之外，状告亲属的还要受到惩罚。《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也有提到关于容隐的内容。桃应问道：舜是天子，如果他的父亲杀了人，舜应该如何让做？是保全父亲还是因公废私呢？孟子曰：“孰知而已矣。”意思是世人只知有法度，却不知天子也有父亲。言下之意我理解为，就算有章礼法度存在，但是就算是天子也有父亲，从这句话就已经可见孟子在对于父子应该相容隐的观点上持肯定的态度。孟子说，舜的父亲杀了人，舜却放弃天子而带着父亲逃走。其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而不知有天下，为了父亲而放弃天下。朱熹在注释此句时也说道：“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从孟子的话中可以看出，世人在立章度法律时，只考虑他人犯法的事实却没有考虑到人伦之情是不正确的。做为家人，为自己犯罪的亲人隐瞒罪责是人之常情，不应以包庇而度之。这正是所谓：“不知天子有父矣。”
四、 结语
所谓容隐，亦称为同居相容隐、亲亲得相首匿等，是中国古代中华法律体系中一项规定，指“禁止亲属之间互相控诉或者作证，以保护传统的伦理秩序”的规定。儒家思想是从人类最原始的情感角度出发，认为容隐是人之常情。他们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以“仁”和“孝”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确实，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开始，最原始也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亲人间的关系。就算是亲人犯了法，从一个人最深刻最原始的感情出发，包庇亲人也属于是情理之中的。“大义灭亲”固然也是一种气节，但是亲亲相隐何尝不是？就如同孟子所言，为了父亲放弃天下，这也是一种气节，为了父亲放弃天下，也可见之爱天下。如果一个人连亲人都不爱，又如何爱天下？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的建立，也是源于这种家族、伦理、情感的考虑。儒家这种以“仁”“孝”为依托的容隐观念是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因素，而在现代却为很多人遗弃。虽然容隐制度也包含着许多封建宗族和等级制度的糟粕，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方面。容隐制度在当今的社会也还是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作用的。家庭是一个人存在的寄托，亲情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感情。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能“大义灭亲”那么这里的人一定是冷冰冰的不知情为何物的人。就如同朱熹所言，“父子相隐，与天理人情之至也。”也确实是这样，容隐是合乎人情道理的，而对于现今社会来说，在以法治国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注意这种人情所致的情况？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八】
求学时代，对西方“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思想观点叹为观止，一度沉迷其中对其代表人物的观点津津乐道；冷静下来，走近中国古代哲学，浅读经典，更敬畏我的心。正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思想大家均是修身养性，胸怀天下，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旨在国家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从曹参在《大学》里提出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内圣而外王”，到清代顾炎武《日之录·俭约》“夫唯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方，在朝廷而化天下”，再到现如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均体现了道德操守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正所谓思想道德建设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公职人员个人道德修养、人格养成对公权力的行使有着直接的影响，更应当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修身”实现人格的完善，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规则意识，进而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1、 认识事物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古人追求知识的重点是探索事物的原理，理解真理，这示我们有一颗寻求知识和进步的心。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格物致知首先要认识权力，明晰权力的**，铭记权力的宗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广雅·释器》中“锤，谓之权”，孟子言“权，然后知轻重”即权具有衡量审度之意；管子言“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即权是一种制约别人的能力。因此，权力是一种影响、支配和强迫。《吕氏初秋·恃君篇》中记载“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肌肤不足以畏暑，然且载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能先萌其备，而以群居之者耶。
利之出于群也，君遂生焉”，即人为了更好的生存及发展将权力授予了国家，故权力**于人民，需为人民服务。
人不是圣人，公职人员也不例外。权力在维护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同时，受制于行使权力的人员道德与认知的局限，会产生扩张性、侵益性、腐蚀性等负面效应。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通过总结历代贿赂现象得出了结论“贿随权集”，行贿总是围绕权力进行。
这就要求公职人员严格控制权力边界，守住成为合格公务员的道德底线。
二、诚意正心，以慎独约束言行
“诚意”指意念诚实，不欺人，亦不自欺；“正心”指祛除各种不安情绪，公正诚明，保持内心的淡泊坦然。我们应该树立规则意识，以限制我们的言行。
程端蒙在《性理学训·学力》中提出“幽隐细微，必慎其几，是曰慎独”。古人追求的慎独，是官吏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幽暗之中、细微之处，依然谨慎戒惕，坚守道德准则，以圣贤及君主的品格要求自我，防止背理弃义行为的发生。
公职人员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规则意识。即自觉尊重、遵守、学习和运用法律，用规则约束自己的言行；让法律成为你自己的内在信仰，自觉维**律的权威。这些规则不仅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党纪政纪，还包括行业行为准则。
3，努力为人民服务，尊重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
古代官箴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述了“为官之道”以及对**品德和行为准则的要求。商代伊尹在《咸有一德》文中指出“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强调官吏应做到德、善、贤、和。《云梦秦简·
为吏之道》中记载了官吏的“五善五失”：“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庸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失，一曰见民倨傲，二曰不安其朝，三曰居官善取，四曰受命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对忠诚、清廉、谨慎、善行、谦逊、勤政提出了要求。宋代吕本《官箴》中指出“清、慎、勤，乃居官之真修”，即为官要做到清廉、谨慎、勤政。
勤勉是公职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办事，廉洁为民是官的基础。宋代真德秀在《西山训政》中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则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驰”。
最近火爆荧幕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光明区区长孙连城在“仕途不顺”时选择了“无私无畏”，既不屑于贪腐，也不屑于作为，走在了“在其位，谋其政”、“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官一任、富甲一方”的对立面。面对此类“胸怀宇宙”的干部，市委书记明确指出懒政也是一种腐败，对这种严重损害人民利益，损害党和**形象的干部同样要问责追责。勤政为民，这就要求从人民利益出发，要求**了解人民的得失，要求人民的方向，要求计划和人民知定好的政策，始终忧民、保民、富民。
西方思想家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对此充满敬仰，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公职人员应当通过道德自律、人格养成履职尽责，进而影响他人、带动他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九】
古代哲学中的人性论思想述评摘 要：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等理论。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这两种学说均对后期儒家哲学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人性论；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
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上，在人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充分显示出人类对自身本质的高度关注。“人性论”是旧哲学探索人的共同本质属性的一种学说。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这两种学说均对后期儒家哲学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两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做一个评述。
1 孟子的“性善说”
在战国时期，孟子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主要表现是人性和禽兽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他指出，人的本性和禽兽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人性丢了，结果变得和禽兽差不多了。因此，孟子十分强调“立心”、“养心”、“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人。
那么心、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也就是说人要不断地膨胀自己的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心、本性都是上天赋予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上天给予的。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是从人见小孩落井产生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他的性善论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或“恻隐之心”.一个小孩行将落井，一个人看见必然前去搭救。这个人去救小孩一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扬乡里，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啼哭声，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孟子从这件事上就引出了他的性善论，并进而导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四端）如同四肢一样，是人生而应有的，而不是外力加给每个人的。
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有善恶的不同呢？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相同。有的人能为善人是由于他努力培养与扩充这些“善端”.他认为圣人就是把这“四端”发展到完全程度的人。人都有“四端”,如果都能括充之，就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有的人不去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所以不能成为善人。
孟子一方面把仁、义、礼、智说成人的本性，同时也承认人的感官欲望也属于人的本性。但孟子认为感官欲望是“小性”,仁、义、礼、智是“大性”,小性要服从大性。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学说的思想基础。在孟子看来，仁义是人先天具有的本性，将仁义从人的心中扩充开来，推广到全社会，就会形成“仁政”的政治原则。先王正是把这种仁义之心，由己及人推广到全社会，才会形成仁政的。孟子讲的仁政，就是把仁义等道德原则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他说：“亲亲是仁，敬长是义，人人亲其亲，敬其长，而天下平。”每个社会成员都亲亲敬长，自觉遵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
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理论。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先天道德论，把仁、义、理、智等道德观念说成先天就有的。而且其推论方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人生而有之的自救本能的话，而亲亲、敬长、忠君等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绝不是生而有之的。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推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这在逻辑上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孟子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2 荀子的“性恶说”
荀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性恶论”的人性论思想的哲学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是荀子的“性恶论”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其最终的结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凡是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之也。”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欲望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由于后天的礼仪教化，而使人由恶变善，这就是“化性起伪”.
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自设问答展开了论证。
首先，人生而好利，有疾恶，好生色。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性情发展，就必然发生争夺，产生各种矛盾，最终造成暴乱，证明人性恶的观点。
其次，人之行善，师法教化而成，如果人性善，人就会自然行善，用不着师法教化而治，用不着圣王制礼义而理正。事实上，人们都要有圣王法师和礼义教化。
再次，礼义不在人性之中，不出自人性，性是不学而能，不事而成。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性同样都是恶的，君子所以为君子，在于积伪礼义，小人则不知道积伪，礼义之善是人为之伪，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于能不能积习礼义，而其性是一样的。
最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禹一样的圣人，然而在事实上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自己努力修养的结果。因此，只要努力积习，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是不知性伪之分，是不知人之性。荀子认为，性为恶，通过人为之伪可以为善，这如同木材经过加工可以制成器具一样。“性”和“伪”是不同的，性是天性的禀赋，不待教化而有的；伪是待后天教化而成的。但是“伪”能化“性”.礼义之伪，可以矫正人性之恶，引导人性向善，这种矫正人性之恶而化为善，如同木材不直，经过外力矫枉为直一样。而且礼义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但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荀子的性恶论的宗旨是后天的人为之伪，强调社会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孟子主心，荀子主伪。荀子的性恶论及其礼义理论比孟子的性善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有着严重错误。这是因为：
荀子批评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从人的欲望要求出发研究人性，这是一种进步 .荀子不承认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认为礼义辞让等道德原则，不是人的本性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这就否定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并且荀子关于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观念的思想，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荀子人性论的出发点是人的欲望要求。这比根本否定人的欲望而只谈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要真实一些，比较符合人类的实际情况。人生而有欲望要求，人类正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正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产生了道德观念。因此只有探索人的欲望要求，探索人的需要，才有可能认识人的本性。荀子从人的欲望和需要出发探索人的本性，这一点是可取的。同时，荀子从人的群体生存的需要出发来阐述礼义的来源，比孟子把礼义归结为人的本性，也是一种进步。在荀子看来，人必须有一定的规矩来确定自己的社会等级，防止人们相争，避免引起混乱。而这一点的规矩就是礼义法度。礼义法度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而是圣人制造出来的，加于个人身上的，这种说法比孟子的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尽管如此，荀子的人性论的基本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荀子把人的本性说成是先天就是恶的，也是错误的。人生而有欲望要求，这些欲望要求是天然的、合理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恶，它是人类能生存下来发展下去的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动力。
其次，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一样，归根到底是为君主****主义论证的。荀子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与孟子的截然相反，然而其归宿却完全相同。孟子的性善论实质是主张人天生就是君主****主义的顺民；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要人们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十】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本着实事求是和“扬弃”的态度，探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那么，这就和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相矛盾。如何理解呢?应该承认，孔子是肯定“生而知之”的人，但他同时也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学而不厌”(《述而》)，认为“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并立志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孔子一生就十分勤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所以，我们对“生而知之”及“我非生而知之”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孔子承认“生而知之”并且视之为上等的，但他在实际活动中处处以“学知”为重，强调“学”和“习”。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沿着从“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这样的轨道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孔子没有作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但这方面的思想痕迹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十世可知也?”的问题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关于孔子的这段话，笔者认为，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孔子在鼓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变化发展思想。正因为孔子看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了，所以他主张对前代之“礼”作一些“损益”。无论怎么说，孔子没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凝固不变的，否则，他就无法提出“损益”的主张来。
《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又如：“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过则勿惮改。”(《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这里孔子说得很明白：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人是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不要“惮改”，对于那些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法语之言”)必须接受，以“改之为贵”;如果“过而不改”，那就是真正的过错了。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
孔子时代，整个社会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局面中艰难地前进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对于这一切不可能熟视无睹。透过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领域中种种矛盾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孔子提出了以“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为核心的“中庸”思想，并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论语》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致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子明确地告诉人们“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并且缺失了很长时间。在孔子看来，“中庸”的道德境界就是“允执其中”(《尧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先进》)如何达到“中庸”这种境界呢?孔子提出要“叩其两端”：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同时还要“执两用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学术界看法殊异。笔者认为，它虽然是在道德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留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痕迹，但透过这个道德外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矛盾存在的思想、矛盾解决方法的思想。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孔子所说的“两端”也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叩其两端”、“执其两端”就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
孔子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他也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所犯错误也不相同。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人)矣。”(《里仁》)可以从某个人所犯错误来推知他是怎样的人。特别是在教育实践中，孔子更注意针对各个学生不同的特殊情况进行施教。如同是“闻斯行诸?”的问题，他给予不同的回答。对于子路，他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对于冉有，他却说：“闻斯行之”。为何有别?因冉有退缩，“故进之”;而子路兼人，“故退之”。(《先进》)此类记载，《论语》中还有很多。诸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同是“问孝”，孔子的解释却不一样(《为政》);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雷同(《颜渊》)。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了解得较多，因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意义的哲学范畴，如“故”与“新”、“质”与“文”、“言”与“行”、“学”与“思”等，并且初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故”与“新”是相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温故而知新”(《为政》)，“故”的积累可以“知新”。“学”与“思”也是相矛盾的，不可有所偏废。如果“学而不思”，就会迷惘;如果“思而不学”，就会变成空想(《为政》)。孔子自己也有过教训：“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对于“言”与“行”，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可见，孔子要求将“言”与“行”统一起来作辩证的考察。
孔子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辩证法思想只能是唯心辩证法。在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下，孔子虽然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源泉;他虽然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中庸”方法，但过分强调了矛盾的同一性，忽视了矛盾的斗争性，未能认识到缺乏矛盾双方的斗争就不会有事物的真正突破和实质性飞跃。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的辩证法思想还带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缺乏完备的科学基础。所以，我们研究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只能依据现存史料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既不能故意拔高，也不能人为压低。
【3】杨然，《浅析孔子辩证思维的特征》，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4】王乾成，《我对孔子学说中一些辩证思想因素的认识》平原大学学报, (1)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十一】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相遇于险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敌右山而左水，与我分险相拒。吾欲与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处山之左，急备山之右；处山之右，急备山之左。险有大水，无舟楫者，以天潢济吾三军。已济者，亟广吾道，以便战所。以武冲为前后，列其强弩，令行阵皆固。衢道谷口，以武冲绝之。高置旌旗，是为车城。
凡险战之法，以武冲为前，大橹为卫；材士强驽，翼吾左右。三千人为一屯，必置冲阵，便兵所处。左军以左，右军以右，中军以中，并攻而前。已战者，还归屯所，更战更息，必胜乃已。
武王曰；善哉！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率领**深入敌国境内，和敌人相遇在险厄隘塞的地域。我军左方是山右方是水；敌军右方是山左方是水，各据险要，相互对峙。我想要守则坚固，战则能胜，我们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我军占领山的左侧时，应该迅速戒备山的右侧；占领山的右侧时，应该迅速戒备山的左侧。地形险要，遇大河无船渡过，就搭浮桥让部队过去。已经渡过的，应迅速开辟前进道路，扩大战场，抢占便于作战的地形以利主力进入战场。要用武冲战车作为前锋后卫，布设强弩，使我军行列阵行坚固。凡交通要道和山谷的入口处，要用武冲战车作为前锋后卫，布设强弩，使我军行列阵行坚固。凡交通要道和山谷的入口处，要用武冲战车封锁，战旗挂在高处，这就构成了一座车城。
凡在险要地带作战的方法，一般应以武冲战车居前，以大盾牌为防护；把强壮的精兵和***安置在左右两翼作为护卫。使三千人为一屯，编成四武冲阵，配置在便于作战的地形上。左军用在左侧，右军用在右侧，中军负责中央，三军并肩作战，奋力向前。轮番作战，轮番休息；作战下来的回到驻地休息，未参加战斗的依次参战，直到取得胜利。”
武王说：“好啊！”
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 【十二】
能否有效地减轻工作带来的压力是体现领导者领导艺术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维持领导者心身健康的重要环节。
不善减压的领导事无巨细一把抓，自己体累，属下心累，到头来大多费力不讨好。而善于减压的领导善抓大事，放大权，并勇于与属下分享权力，进退与共。
在这方面，三国时代的吴主孙权堪称表率。他的做法对许多被压力弄得烦恼不堪的企业领导者都具有借鉴意义。
孙权活得长与善于卸载压力有关
孙权19岁时接过父兄开创的基业，至71岁时去世，其间主政52年，超过三国时期任何一位统领人物。而与曹操、刘备相比，孙权的国势最微，生存压力也最大，但他能够延年益寿，稳握江山，且看他是如何分解压力的。
孙权的领导方式一大特点是绝少亲赴前线带兵打仗，而是交给属下去完成使命。这当中突出的有周瑜指挥的赤壁之役，吕蒙指挥的荆州之役和陆逊指挥的彝陵之役，这三役都是决定东吴命运的大战，可孙权却完全放心属下在前线御敌作战。
表面看起来，孙权的用人妙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但细细琢磨，孙权的长处在于他善于卸载压力，并通过“恩压”、“信压”和“弹压”这三种压力来驱动属下处心积虑为他分担忧愁。
恩压：用恩惠调动属下积极性
具体地说，“恩压”就是用大恩大惠来调动属下的积极性，令他们忠心耿耿为上司效劳。史书记载：“孙权善抚将士，能得臣下死力，将士都愿以身事主。”凌统早死，其子尚幼，孙权便将其幼子领入宫中抚养，爱如己子。吕蒙患病，孙权将其安置在内殿就近治疗，不惜重金悬赏以求名医名药。其间孙权常来探视，又恐吕蒙伤神劳累，就在墙壁上穿一小洞，随时看望。
孙权恩宠属下是为了让他们感到被尊重，被爱护。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格拉泽的观点“爱与被爱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对它的充分满足会极大地增强一个人的自尊自信”，孙权以此恩压属下，是为了极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成就动机和报恩意图。
信压：用充分信任激发属下的责任感
“信压”就是用充分信任来召唤属下的责任感，令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上司分担忧愁。例如，彝陵之役时有人告发诸葛瑾里通蜀汉，孙权坚定地说：“我与诸葛子瑜，可谓神交，外人流言不能间构。”陆逊坐镇荆州抵御蜀军，孙权复刻了一枚自己的大印交给他，委任他全权处理与蜀汉交往之事。
在上述事例中，孙权恩信属下，用人不疑，不但会给属下以更大的鼓励，也会给属下以更多的权威。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无条件地肯定会无限地激发一个人的潜能。”可以说，诸葛瑾与陆逊之所以能为东吴开创盛业，与孙权的充分信压是分不开的。
弹压：用不安全感令属下不断努力
“弹压”就是指对属下适当设置不安全感，令他们免生骄傲情绪，并不断努力表现自己。例如，孙权对老臣张昭一向保持距离，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用他为丞相，尽管张昭一直是众望所归，也是东吴最大的氏族。一次两人发生争执，孙权干脆说：“吴国士人莫不入宫则拜我，出宫则拜君，我之敬君亦算到家了，要是这样一再当众折辱我，我倒有点担心万一失计怎么办？”一句话说得张昭良久无言。后来，孙权见老臣张昭一再反对自己与公孙渊结盟，并称病不朝，就命人将他家门口用土堵上，其不满之意尽在其中。
在这里，孙权对张昭保持适当距离，令他不因自己是三朝元老就可以自命不凡，倚老卖老。心理学研究表明，焦虑过大会使人精神崩溃，焦虑过小会使人无动于衷，焦虑适中会使人不断努力。孙权弹压张昭，就是为了推动他不安于现状，不自我陶醉。
不善于分忧，必将成为工作狂
纵论三国奠基人物用人之术，曹操对属下是“弹压”有余，“信压”不足，每到关键时刻便“宁可我负天下人，毋宁天下人负我”，如此行事自我中心，何以取信天下士子，难怪他会中周瑜“蒋干盗书”的计谋；刘备对属下则是“恩压”有余，“弹压”不足，如此用人过分同感，何以使属下产生危机感，难怪他不能阻止关羽蔑视东吴将士，导致“大意失荆州”；孙权则是“恩压”、“信压”、“弹压”三压并使，样样皆通，每临大事必知人善任，勇举新人，如此善抚将士，恩信众臣，难怪他会屡屡化险为夷，最终寿过古稀。
由此看来，领导艺术也是一门减压艺术，领导者要懂得有效地分派压力，分摊忧虑，切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当中尤其要注意恩威并施，用人不疑，那样方可使属下冷暖自知，尽心竭力。相反，领导者若不懂得卸载压力，不善大胆与人分忧，必将陷入工作狂的泥潭当中不可自拔。诸葛亮与司马师虽然聪明绝顶，却都积劳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职场贴士：对生活保持激情的最好方法是努力培养自己工作外的兴趣，而非把所有希望都寄予在工作上，因为只有生活的乐趣才能带你持久的快乐
-
推荐阅读: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总结(集锦11篇)
我国古代思想家思想总结（系列11篇）
申请职称思想总结(精华十二篇)
项目部党建思想总结（精华十二篇）
团委年度考核思想总结（精华十二篇）
｛year｝党员半年思想总结(精华十二篇)
-
好拿网小编为您推荐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专题，欢迎访问：古代的兵法思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