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读后感(优选十篇)

时间:2024-10-20 作者:好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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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是20xx年了，遥想祖国当年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许多岛屿都被外国占领，也有许多英雄为国家尽忠，为了了解历史，我特意借阅了一本书，名叫《戊戌变法》。看完这本书，我真有一种奋发图强的意志。

这本书主要分五大部分；《戊戌变法的兴起》、《戊戌变法的过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评价及历史影响》、《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主要讲了；因为甲午战争失败是直接原因，维新思想的起兴是思想基础，公车上书揭开了序幕，创办报刊，学会制造舆论，所以康有为等人主张戊戌变法，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受法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失败原因是1。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寄希望于无实权的皇帝，不可能成功2。对外国侵略者带有幻想，具有依赖性3。没有也不敢发动群众

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如江姐、杨靖宇......

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影响，他们都怀着颗赤诚之心，有济世之才，一代人杰啊！我长大后一定要报向祖国为祖国出一份力。因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做国家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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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读后感》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变革，它是一种在统治系统内部进行的深刻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更为完善的政治体系，推动国家的发展。阅读《商鞅变法》，我被其决断果敢的措施所吸引，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它所带来的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的核心精神是“以法制人”，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非常大胆的思想，也是从先秦时期到现代中国的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命题。在当时政治腐败、统治乱象、社会阶层矛盾激化的大背景下，商鞅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非常有必要，也极具前瞻性。他的智慧和胆略令人惊叹，他尝试用武力平息混乱、制定一系列针对官员的惩罚制度、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大力加强兵备等。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和国家的统治能力，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之一。

商鞅变法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中国的进步。商鞅以刚柔并济的方式，用法律和政治手法控制民众，让统治者有序的控制大局；同时，又通过技术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激发了生产能力，推进了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商鞅变法的光辉影响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今，我们正处于变革发展的时代，需要大胆前瞻的思想与实践精神。回忆商鞅的变革历程，展望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复杂局势，更需要统治者深入人心，引导大众自觉做出奉献和努力，推动社会和国家不断发展进步。同时，我们也需要更为多元的政治实践与创新，让我们在变革中不断前进，实现自身与他人的共同进步。

唯有对历史深入的了解，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下，更好地推动未来。《商鞅变法》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历史依据，也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让我们切实把握变革的机遇，拥抱改革、发展与创新，为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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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从一位魏国丞相的门客中庶子，到处都没人接受他的法家精神。他流落到百家争鸣最开放的齐国，在论坛中都不能说服其他各派。各派认为商鞅的法治会损害统治阶级的特权。统治阶级维护着刑不上大夫，而商鞅却执行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秦国新任国王敢于冒天下的大不韪，向天下发出招贤令，商鞅为自己的理想到秦国应试，并用三个月走遍秦地，深入内地，将秦国山川了解清楚。商鞅以法治改革氏族意识最强的秦国，只有当时统治者秦孝公赢渠梁一人独撑，得罪的是统治阶级，受益是奴隶和农民等劳动人民。

商鞅本想20年完成秦国法治，却忽视隐形的老氏族巨大阻力，导致最后本地虫大胜过江龙。商鞅一心为公，得罪了太子赢驷和王兄赢虔。商鞅虽然被秦惠王五牛车裂，但是他所制定的法治政策却继续执行。商鞅唯一成功在于精神深入民心，大多数人们受益，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自始强大于其他六国，流芳百世。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主持者是被压迫后平反的统治者，统治阶级刚刚重新站起来。响应者是广大贫穷的中国人，所以改革获得上下支持拥护。

改革前要审看时势和权衡得失。古时候秦国商鞅变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清朝维新变法。这些改革都是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失败。统治阶级习惯苟安生存，解决社会积弊的途经，轰轰烈烈的革命多于潜移默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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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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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观课议课》是一本让我读完而无枯燥厌烦之感的教育理论书籍。书中提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教师教育工作中，提出了全新的观课议课理论，通过书中一个个生动案例的诠释，让我读完不禁眼前一亮，为之震撼。

（一）观

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观察：第一，我们需要观察课堂上发生的事情。观察对象不仅是教师，而且是学生。第二，我需要推断执教老师的教学行为背后的想法（不能等到议课时再问授课老师，就算要问，自己也要先想一想），需要判断执教老师的教学行为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需要思考效果与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第三，想想如果我来教书该怎么办。第四，想想我在讨论课上需要交流什么。别人让你看到了他的教训，你有了思想和进步，当然应该感谢，但感谢的方式不是口头上说出来，而是采取行动，真诚地相互交流有价值和有帮助的意见，帮助对方成长和进步。

（二）议

观摩课是对课堂教学中一些问题和现象的**。这样，讨论话题的选择和确定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课前提前确定主题，还是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并产生问题？肯定地说，需要兼顾。

首先是要预定。议课不是对课打分、下评语，观课议课不必面面俱到，要集中焦点。这个焦点应该在课前商定。

这样大家心里有数，观和议就可以预先研究和准备。观课过程中，大家就能有所选择，把该观察的东西观察得仔细一点。

为了避免课堂观察中预设的问题和现象，预设的主题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要注意师生关系，注意启发和提问，注意教学思路和线索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遇到的，一定会出现在课堂上。

当确定主题以后，从哪些方面观察和讨论？必须承认，观课议课提供的只是改进课堂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这种方式和途径与现在的评课比较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运用这种方式的效果却取决于运用者的水平。比如，原来大家只用铅笔，现在多了一种毛笔的工具，虽然教给了磨墨的方式，教给了握笔和用笔的方法，但是想要成为画家、书法家，则完全靠自己的努力。

我想说的是，观察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寻找观察的角度，找到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片面的成就。

（三）意义

观课中更要重视捕捉与生成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一般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难，因此产生有价值的问题是对教师观察和讨论课堂能力的考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长期的课堂观察和讨论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培养一双看课的眼睛。

要鼓励教师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课堂，研究课堂，捕捉各种信息，确定要讨论的问题，通过对话和交流，与大家讨论对课堂教学的理解和看法

首先，要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教研文化，这就需要解放教师和教师，实现他们的权利和实践经验的意义和价值。它是在改变传统教研文化的基础上，教师单纯地接受专家、教研人员的观点和意见，而扮演着被动的执行者的角色。

其次，要努力转变教师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这种态度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态度，从接受到参与，从被动到主动，每天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努力改变。在改善同事关系方面，课堂观摩讨论强调开放、促进互助，努力营造教学互助、生活互助的人际氛围。

第三，观察与讨论是学习型课堂教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得到了改进和发展。这种方法不再是孤立地看待教学行为，提出改进教学行为的建议，而是通过现象观察、对话和讨论，从整体上研究教学的概念、行为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断发现自我，不断改造自我，不断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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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称为“观课议课”，与以往的“听课评课”有何不同？书中作了详细阐述：观课与听课比较，“听”主要指向声音，“听”的对象主要是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有声语言往来；而“观”强调用多种感官（包括一定的观察工具）收集课堂信息。

更重要的是，**课堂追求用心感受课堂，实现课堂。评课与议课比较，“评课”侧重对课的好坏下结论、做判断；“议课”是围绕观课所收集的课堂信息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议”的过程是展开对话、促进反思的过程。

观课议课摒弃了传统评课的概括式评价，议课者要作为参与者带着问题和研究方向全程参与授课的全过程。研究的是点而不是面，有很强的针对性。观课议课的人不仅仅是在帮助他人，更是在提升自己并通过集体的智慧解决自身在教学上存在的困惑。

观课议课者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要阐明如果我是授课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怎么做，拿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思维使观众不是旁观者，而是置身其中。对“假如我来教，我该怎么教”进行思考，一方面能够让自己在观课中真正有收获，有改变，使观察和研究一节课的过程成为自己学***课、准备这节课的过程，从而使议课能够真实地对教学实践产生影响。

读完了《有效观课议课》这一本让人毫无枯燥厌烦之感的教育理论书籍，我最大的收获是：有效议课要致力推进有效教学。何为“有效”？

钟启泉老师认为：“所谓‘有效’，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学生所获得的具体进步或发展。”教学的效益在于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认为自己在今后的观课议课活动中，有以下几方面是要注意加强的：

一。课堂思维不够深入，交流普遍。这点主要体现在评课内容的表面化上。陈大伟教授主张，课堂观察和讨论要有相对集中的问题和主题。

看看书中的案例，都很好的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一节课超时，**是哪些地方“浪费”了时间？

语文课观察教师引导学生阅读理解的实践和效果。... 只有有了主题，才能有重点，才能更加深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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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颇有些感想，张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议论，与书本上的定论相去不止一星半点，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极端恶劣的中外环境因素，但却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旧势力对比的巨大悬殊。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梁为核心的领导人物在政治操作中显示出来的幼稚（缺乏政治、权术经验，）、偏执（可以选择西太后路线，却出于同情、倾慕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了毫无实权的光绪），也徒增了变法的障碍。虽然正统的哲学观、历史观一再强调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但戊戌变法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如果康梁不那么书生气，有哪怕一点中兴名臣所具有的官场上的老辣和现实，如果康梁能以为实现新政之目的，抛掉士人沉重的道德感，倚靠老太婆为手段，或许结果会不一样。

但历史并没有给中国另一个康梁。历史就是历史，再也没有机会了。即使西太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期望重新来过（庚子年后的新政），但终究是时过境迁。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更何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不可能跳出历史、身份的局限。今天的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同样或者相似的历史，会有怎样的结局没有人预先就能知晓，后人评说我们时亦同我们评论古人一般，好似事后诸葛。

张先生对于维新派废八股、废科举、兴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的看法特别新颖，区分了八股和科举，认为八股是科举的内容，科举坏就坏在其内容八股，而科举作为国家选择官吏的一种制度形式并不能被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的近代教育体制所取代。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学者难以忘记的历史事件。没有打打杀杀的喧嚣，也没有应者云集的声势，但是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确实居于前列的。现代化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在世界上就没有自己的出路。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我记得中国现代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道路虽然很长，但最重要的只是几步。其实，国家和民族也类似之。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民族与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要远比个人历史长，所以还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加以弥补，当然，这得多花费几倍的努力才行。

从表面上看，戊戌维新只是少数先进的士人仓促登台又被撵**的政治表演。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的旗帜上写下了向西方学习、全面变革的口号。从1840年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学说与见解，从来只是汉学、宋学的异音杂说，西学只有拾遗补缺的位置，经过维新运动一干人的奔走呼号，原来的潜流变成了浪花四溅的大波，从此之后，中国的学术大变，学风大变，思潮也大变。

不仅抱残守缺的旧学黯然失色，就是“中学西源”这样的托词也没有了市场，虽然戊戌政变后的短暂的黑夜一时似乎像是要使河水倒流，但潮流毕竟还是向前涌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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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是一次不成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虽然人们嘴上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毕竟更偏爱成功者的辉煌和欣赏凯歌行进的飞扬。但对于那些想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来说，失败者的足迹或许更有研究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变法运动的魅力在于它的失败。

戊戌维新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惋惜和伤感，由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近代化进程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和“改良主义”之诮，还是很合算的。然而，中国没有这样的运气，改革失败了。然而，它的种种举措，它的过程细节，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毕竟，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完全程，当我们举目四望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太长，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资本，反而需要更高明的策略和更大的勇气，好让我们走得更快一点。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今天的改革的性质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已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在当年改革者的足迹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教益。比较起来，近代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没有向戊戌事件那样离我们今天的事业那样近。

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终于以康梁海外之死和六位绅士的鲜血洒在菜市场而告终。中国政治出人意料的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的苟延残喘之外，全都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1898年的改革运动如昙花一现般失败了。它的失败给后人留下的遗憾，比近代史上任何一件大事都要多。

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代价最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一度离中国人触手可及那样的近，可是转瞬之间却变成了一场人间悲剧。

历史曾经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只激发了一些中国人改革强盛的客望，却没有给中国一个相应的有利的客观环境。像雪崩一样压过来的外患，使得中国人在图强的挣扎中情感变形，对西方先进文化爱恨交织，上层的卫道士和下层的老百姓被外部侵略逼上墙角，往往易于生出极端性非理性的**。

而在国内**上，由于光绪的亲政和甲午战争的种种事端，帝后权力之争的漩涡已经浮上水面，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光绪锐意变法，根本看不上满朝老朽昏庸的大臣，而西太后却在为祖制的障碍无法逾越，帝后操纵又发现台前的傀儡并不那么听话而苦恼，光绪想要变法倒未必是为了争权，但西太后却担心变法的结局是她只好退回后宫去扎花。

晚清时期，汉人之间的不断斗争成为继甲午之后的新浪潮。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同治以来中兴名臣的神话像肥皂似的破灭，站在岸上观战的满臣倒有了评头品足的权利，登高一呼，鼓吹变法的新派任务恰好撞在了旗人政治的厚墙上。

也许，一些富有经验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妥善的利用矛盾，争取助力，循序渐进，将变法引向成功，但是历史在那个时候只给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这样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为什么后来那些雄才大略之人没有早一点出现。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事，回顾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无使“后人而复哀后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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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改革”的主题向来不好写。因为前段时间阅读了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

1、2）》，第二册中对王安石变法也有详尽的论述与描写，因此在阅读本书时，不自觉的相比较起来。原本我的感觉是，易中天毕竟不是学经济出身，书中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具体实施情况和经济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述相对较少，但是易中天的治史态度倒还是挺客观公允的，对待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所形成的对立两派（变法派和保守派）的论述也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指出唯道德论和泛道德论是我国文化传统上需要深刻反思并改进的地方；至于陈雨露的金融史固然详尽的分析了变法的经济影响与始末内容，并从货币、土地等经济因素入手，阐述了严重后果，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但可能正因为陈雨露是金融学出身，本着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天然信仰、以及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批判，其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是“一棒打死”，犹记得书中写道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和定性都是负面的、且“北宋之王始于王安石变法”、直到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重提这段历史重新定性王安石、把“三不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口号重新喊了出来而为自己的变法造势，故而近代以来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才有所改观，但是，陈雨露这样的叙述也不免过于绝对化了。因此，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和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的各自利弊大体如此。但是，看到最后我却发现，老易和老陈竟然“殊途同归”了。易中天固然在论述过程中指出某些新法不见得不好而表现出中立的态度，但在最后两节中却明确指出“官与民争利”的问题，基于此展开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的确存在问题了，国家和政府的确需要钱、但绝不能与民争利，这样的落脚点就与陈雨露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极度厌恶与猛烈批判相契合了。虽然这样的结论与论证过程的确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是同样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所以，这就又回到当初我看完《中国是部金融史》之后的感悟上了（而这却也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用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述，政府与市场不过是两种组织方式而已，而人性却是同一的，同样一批人组织成“市场”形式就一定效率高、万能而不出问题吗？反之，同样一批人组织成“政府”形式就一定低效或也一定高效吗？关键是机制设计和制度约束，争论二者效率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明晰二者的权责范围和权利义务边界：属于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和自发的商业活动的就交付市场去处理、政府无需插手，杜绝官商利益垄断集团以及“与民争利”的局面出现；而关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原则、财富再分配、以及现代金融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监管等问题方面，则交付政府予以监督和管理。但是，最关键、执行起来最难界定的问题就是如何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正如王安石变法中种种“看上去还不错”的方案一执行起来就出问题的原因。因此，易中天最后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总结是“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可以看出，后两者属于中国文化传统上的“积习难改”，前两者就涉及“啃硬骨头”等攻坚克难的现实问题了。易中天颇有勇气的写出了“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的教训与启示；同时，又写到对公权力运用的警惕和制约。“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真真令人警醒和后怕。就像我在看完《人民的名义》之后写道的：中国人似乎直到今天还在渴望、憧憬、期待有一个集“学术、艺术、技术、权术”于一身的“全能型青天大老爷”的政治强人出现。从政当官者的确需要自律、自省、自我提升、的确需要更高一筹，“权术”很重要，同时也需要“学术”上的严谨性、“技术”上的专业性、还要有点“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可以满足这些个人特质的要求是我们希望的一种寄托，而在当今时代和社会下，我们希望的另一种寄托就只能是尽可能完善、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了。